万里常安研究院旗下“政治学与国际关系论坛”！来源：《国际安全研究》2016年第4期作者：【尼泊尔】如博·萨普科塔著 赵雪丹译
内容提要中印关系被广泛认作是一种地缘政治上的力量均势关系或是亚洲两个正在崛起的大国之间的对抗关系。在这一背景下，作者从尼泊尔的角度阐述中国、印度和尼泊尔之间的三边合作设想，探讨中印之间竞争与合作的主要变化趋势，认为这些变化趋势在某些领域可能会向它们的邻居尼泊尔提供持续获益的机会。当代尼泊尔外交政策思路中最有趣的一点就是尼泊尔努力在三边框架范围内扮演促成中印协作关系的催化剂角色，从而使尼泊尔自身的地理位置成为一种优势，并使尼泊尔自身获得体面的中等区域国家的地位。从理论上讲，这一想法可以使尼泊尔从冲突一线的前哨转变为国际枢纽的角色。
关键词中国—印度—尼泊尔；地缘政治；三边关系；准战略三角
作者简介如博·萨普科塔（Rupak Sapkota），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研究生，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全球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员（北京邮编：100872）。
DOI 10.14093/j.cnki.cn101132/d.2016.04.004
中图分类号 D815.5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2095574X（2016）04006825
引言
关于中国、印度和尼泊尔之间三边关系（或合作）的言论最开始只是政治上的一席虚言。总体上，这一言论被看成是一项想象中的计划，即从“同等疏远”转为“同等亲近”，同时为尼泊尔和喜马拉雅地区带来繁荣。随后，中国、印度和尼泊尔之间三边合作的想法在学术圈内和各种外交论坛上变得越来越真实可见。
几年前，三元模型内三边合作的提议被视作是一个“乌托邦”。中国、印度和尼泊尔之间的三元互动和合作先例非常之少。大多数研究都是从这三个国家间的双边角度来进行的，比如中印关系、中尼关系和尼印关系。但近年来，关于这三个国家之间三边互动新模式的讨论尤其热烈，在政界和学术圈都是如此。
近年来，关于中尼关系和尼印关系的讨论主要受“阴谋论”驱动，在尼泊尔尤其如此。当我们开始从各种国际关系理论角度审视尼印关系和中尼关系时，现实主义作为一个重要学派认为，国家主要是受安全考量驱使的。现实主义理论关注的是国家间行为以及这些行为是如何致力于保护国家安全的。从现实主义的角度看，印度和中国对尼泊尔的政策是两国保护各自国家安全利益的尝试。
因此，本文将从尼泊尔的角度描绘中国、印度和尼泊尔之间互动和合作的固有模式。具体来讲，本文采用建设性方法进行分析，注重思想的影响，而不是关注权力等物质因素。建构主义理论最适用于分析身份和利益是如何随着时间改变的，这种改变使国家行为产生细微变化，并偶尔导致国际事务发生影响深远且前所未料的变化。目前的状况是，中国和印度的身份已经逐渐发生转变，两国都为获得区域性主导地位和力量而相互竞争。从这种意义上说，与尼泊尔这样拥有综合实力（包括软实力和巧实力）的小国打交道，对中国和印度来说都至关重要，这样才能维持它们各自的影响力范围。
小国在处理与其强大邻国的关系时可以极其谨小慎微；小国政府没有战略失误的权利，因为战略失误就等于自杀。安奈特·贝克·福克斯（Annette Baker Fox）在她的经典之作《小国的力量:二战外交》（The Power of Small States: Diplomacy in World War II）中写道，“大国特有的力量源自军事实力。对于小国而言，外交才是治国之器”。尼泊尔国土面积小，在地理上属于内陆国家，需要强有力的自信外交来建立合作并实现自身的可持续发展。
本文的篇章结构如下：第一部分是理论前提，介绍三边关系的相关文献，并引出关于小国与大国之间关系的相关理论、概念和基本原则。第二部分揭示三边主义在这一地区的重要性，并描述两个大国如何在三边关系的形成与正当化的过程中与另一小（弱）国相处。第三部分研究尼泊尔的外交政策，即山药综合征、特殊关系与等距离政策、新邻里政策。第四、第五部分则分别讨论印度和中国各自的利益与关切，包括这些国家交叉的利益和关切及其隐含的意义。第六部分分析中印关系及其内涵。第七部分，简要列举了中印尼三方合作的优先领域。文章的结论是倡议中国、印度和尼泊尔建立三边关系。
一三边关系的理论前提
在国际体系中，通常公认地将国家行为体分为弱/小、中等/中级、强/大三个类别。根据国家的影响范围和实力，还可以分为小国、区域性国家、全球性国家或超级大国。所有这些都意味着，在世界体系中，国家有不同的类别，国与国之间以各种各样的方式进行互动。因此，国际体系力量配比的不均等催生了各种三边关系，三边关系中各方的力量、影响力和实力也各不相同，无论在区域层面还是全球层面都是如此。中国—美国—印度三边关系、中国—美国—日本三边关系、中国—美国—韩国三边关系、美国—朝鲜—韩国三边关系、中国—朝鲜—韩国三边关系、中国—美国—俄罗斯三边关系、中国—俄罗斯—印度三边关系和美国—俄罗斯—日本三边关系，等等，都是国际体系中三角互动最为鲜明的例子。三边关系在冷战期间因得到印证而声名鹊起，尼克松突然行动与中国建交，毛泽东倾向美国一侧，因此导致著名的“战略三角”形成。在后冷战时代，数个在两国或两个以上国家间形成合作的模式已经显现，如各种战略三角、南南合作和三边合作。大多数研究针对的是国际体系中的三边关系，主要是大国和中等国家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在东亚和其他一些地区。南亚地区可能是个例外，因为类似的三边关系还未形成。因此，研究世界上两个重要且强大的国家及其互动方式，或是将该区域的一个小国纳入进来，都是值得认真思考的。
在处理与大国的关系时，各个小国采取有条件投降、中立或对峙这几类不同的策略。弱国的行为方式与强国和中等国家的行为方式有所不同，弱国面对强国谈判手段方面的理论模型是缺失的。在东北亚地区，蒙古国与朝鲜作为弱国与中国谈判的策略十分迥异，这揭示了该地区的区域态势。像孟加拉国这样的南亚国家正在与中国合作在缅甸开辟交通出口。同时，印度也正向孟加拉国示好，主要是看上了孟加拉国的天然气资源，并想利用孟加拉国国内的交通网络，将其作为通往印度东北边境各国甚至是通往缅甸的过境通道。通过与俄罗斯和中国这两个邻国、美国等其他国家和一些国际跨国公司达成合作协议，内陆国家蒙古国正在走向经济独立。瑞士在法国与德国之间也有类似的情况。吉尔吉斯斯坦在中国与乌兹别克斯坦之间也处于同样的形势。
在研究中国、印度和尼泊尔之间的互动模式之前，有必要首先分析这三国各自的实力。对于很多研究者而言，小国与“弱国”的含义相同。因此，依据R. P. 巴斯顿（R. P. Barston）的定义，“弱国必定经济欠发达，军事实力弱，外交政策欠主动，资源较少，牵涉地域利益而不是全球利益”，本文将尼泊尔视为一个既小又弱的国家。尼泊尔被列为小国，而中国和印度则大体上都被视作大国，因此这三国之间就产生了一种特别的互动关系。这种关系使得三国能够通过各种行动和影响来进行相互的、双边的或三边的接触和互惠，可以通过高政治领域、低政治领域，甚至是这两个领域的硬实力或软实力来实现。研判这种互动模式可以从两个层面进行。首先，有必要看一下小国与大国的互动关系。其次，三边框架中一方与另一方的互动。这可能会导致一种先入为主的观念，即在这种三元关系中，一种互动关系发生在一个小国和一个大国之间，而另一种互动关系则发生在一个大国和另一个大国之间，因为互动模式的确是三角的。然而，本文中三边关系却不同于“战略三角”，而是三方各自独立的三个顶点，一个顶点到另一个顶点的轴线会严重影响三点之间的结构关系。
本文并非一定是要采用现实主义冷战思维背景下的模式或只注重安全方面的问题，甚至是“三边关系”一词都并非一定意指战略三角理论。三边关系仅指三个国家之间的一种关系。这种关系只是形成了一个三角形或是被三角化地展示了，因为这种关系包含三个国家，分别是三角形的三个顶点和三边。本文中三个国家互动形式的种类与战略三角中的互动形式大不相同，因为这三个国家的实力与战略三角中的三个国家的实力不同。因此，这种互动模式很明显与著名的“战略三角”不相类似，但可以将其视为一种“准战略三角”，这主要是因为小国与大国的相对实力相差悬殊。
尽管在国土面积、人口数量、历史和文化传统方面的差异巨大，在国际政治中的角色有轻有重，但中国、印度和尼泊尔天然毗邻，几百年来一直关联不断。但在地缘政治上，大国与小国之间很难达成一种和谐的平衡关系。采取三边手段的方式就是要促进区域层面的合作与发展，支持尼泊尔力争成为亚洲新兴区域合作伙伴。任何三边方案要想具有建设性的现实可行性，都必须将各方的自身利益考虑在内。潜在的三边倡议都必须明确三方的共同之处。尽管三边方案在相应各方得利方面要达成共识，但各方的得利不一定完全相同。寻求加强三边关系背后的基本原则当然是要寻找机会使这些国家加深相互理解（实质上就相当于加强中印关系，同样也是稳固尼印关系和中尼关系）。可以推断，尼泊尔作为受益国，最不倾向于卷入三边关系中。考虑到发展合作的方式不同，中国、印度和尼泊尔的三边合作在一开始将会把促成三国在安全和经济等领域内的接触作为优先项，并将在中国和印度那里都得到最高水平的政治支持。这就意味着之后的项目大体会在一些现有的中尼或尼印双边合作主要领域内进行，即安全与经济领域以及能源、旅游业和基础设施建设领域，以实现尼泊尔的可持续发展。这种新的合作方式不属于典型的南南合作方式，但这三个国家文化相通，新的合作方式将会随着长期合作伙伴关系的建立而持续下去。
二地区三边倡议的重要性
国际关系学者和评论家，尤其是那些从历史和国际关系角度深入研究南亚地区以及中印关系的人士提出了一系列鲜明各异的观点。南亚地区在参与地区和全球事务方面显现出实力不足，这使得南亚国家无法很好地融合。历史上，南亚各国曾经融为一体，尽管各国仍是以民族国家形式存在的独立政治实体，但现在各种各样的精英观点和行动使得各国之间产生了心理隔阂和政策鸿沟。
早期，在中国因素并不像现如今这样显著的时候，地理上位于南方的国家也一直关注北面的形势。中国共产党人的胜利促使独立后的印度统治者追随原来英国的做法，虽然稍有调整，但还是维持以往印度与尼泊尔、不丹和锡金的关系。几十年以来，像尼泊尔这样的南亚小国不得不依赖印度获得经济援助、贸易出口与过境出路。北面的中国西藏地广人稀且隔着不可逾越的喜马拉雅山脉，因此尼泊尔在过去大多是与其南面的邻国印度往来，而印度与尼泊尔有着长长的开放边境。几十年来，印度与尼泊尔统治者之间一直处于一种井水不犯河水的共存常态中。
同样，长期以来，中国一直低调处理与这些南亚小邻国的关系。中国对南亚的政策目的简单，中国没有雄心也没有意图牵涉到南亚地区事务中，除非事关中国的安全与经济。在实施开放政策之后，中国通过与很多国家建立更强的贸易和投资联系来减少与这些国家的基本政治争议，这其中就包括美国和西欧，但中国与南亚国家的关系则仍旧较为传统，仅集中在军事和政治问题上。但是，改变已经发生。近年来，中国在包括尼泊尔在内的整个南亚的影响有所加强。
中国、印度和尼泊尔三国在地缘政治上的接邻是三边主义理念主要考量的方面。从尼泊尔的角度来看，这一框架适宜于尼泊尔，因为尼泊尔相对弱小，将其与中国和印度的关系视为其自身作为独立国家持续生存的关键，要与中国和印度进行实力不对称的接触。三边合作的想法对尼泊尔来说是十分诱人的，但就连进行这种商讨的前提都面临重重挑战，因为中国和印度不把尼泊尔视为战略伙伴。在谈到三边倡议时，中国认为特定的积极的中国—印度—尼泊尔三边机制将会对这一地区有益。中国发起的中国—俄罗斯—蒙古国三边合作和印度发起的印度—孟加拉国—尼泊尔—不丹次区域合作就是亚洲地区此类互动合作的典范。印度一直对与中国在涉及尼泊尔的三边基础上合作迟疑不定。印度的主要反对理由就是担心这一想法的支持者会增加中国在尼泊尔的影响力。其实，这些国家在三边框架内的合作将会使印度获得接触西藏的机会；众所周知，印度在西藏问题上握有几张关键牌。
三尼泊尔外交政策简介
尼泊尔自1768年开始成为独立的国家。因为没有经历过殖民统治，这个国家一直到20世纪50年代初之前几乎完全不受外界影响。拉纳政权的主要精力都放在安抚东印度公司上了。因此，直到1951年拉纳家族倒台，尼泊尔的外交事务仅限于与几个近邻打交道。尼泊尔的位置正好处于亚洲两个最大国家之间，而且是一个内陆国家，因此，自1979年由巴里斯威·纳拉扬·沙阿（Prithiv Narayan Shah）国王统一尼泊尔后，国家安全问题一直都是尼泊尔的一个重大关切。
（一）“山药综合征”（The Yam Syndrome）
尼泊尔的国家安全理念是由前国王巴里斯威（也被称为“伟大的战略家国王”）定下的，他将尼泊尔的地理战略位置描述为“两块卵石之间的山药”。通过这个比喻可以看出他很明白尼泊尔的地缘政治位置、自身的实力和两个近邻，而且尼泊尔应该与这两个邻国友好相处，而不是与一个联合来对抗另一个。
印度的英国殖民统治者曾经想要把尼泊尔留在印度的影响范围内，并按照广泛使用的“喜马拉雅防线政策”来将喜马拉雅山脉作为第二道防线。洛克·拉杰·巴拉尔（Lok Raj Baral）教授在他的著作《尼泊尔的安全政策与南亚地区主义》中写道：“19491950年间，印度曾经试图建立一个安全共同体，制定了南喜马拉雅政策，将不丹、尼泊尔和锡金收入其‘安全伞’内。印度通过与这三个喜马拉雅王国缔结条约来实现这一点。实际上，印度独立后的新领导者们是在重新启用原来英治印度的政策，这主要是受到了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驱动，想要将南亚与中国共产主义的影响隔离开。”鉴于尼泊尔在防御中国方面的战略重要性，英国竭尽全力将尼泊尔变为中国与英国占领下的印度之间的一个友好缓冲国。英国结束在印度的统治之后，后殖民时期的印度政府也注意到了尼泊尔的战略重要性，因此很快在1950年尼泊尔和印度签署了《和平与友好条约》，这份条约涵盖了尼印关系中包括国防、安全相关问题在内的所有方面，在此条约之后又进行了外交文书交换。相应的，尼泊尔和印度在1965年签署了《武器援助协议》，协议规定印度向尼泊尔军队提供武器、弹药和设备。这些条约将尼泊尔置于印度的安全伞之下，防止尼泊尔与强邻中国建立战略联系。
（二）特殊关系与等距离政策
几个世纪以来，喜马拉雅地区的地形特点给这一地区的力量结构出了难题。尼泊尔的外交政策态度能否做到与中国和印度保持等距离关系？拉玛康（Ramakant）认为，尼泊尔迫切想要与中国和印度保持同远同近的距离，这就是尼泊尔外交政策的根本难题。拉玛康的理论是说，尼泊尔需要与印度保持亲近友好的关系，从而延伸自身的经济政治利益，但是又不能太过亲近友好，以防危害到自身的国家安全。尼泊尔想要与中国相处好，这只是要抗衡印度的纠缠。按穆尼博士（S. D. Muni）的话说，尼泊尔为了达到其外交政策目标采取了以下战略：（1）利用中国与印度之间的分歧与冲突；（2）通过外交关系多元化来减少对两个邻国的依赖；（3）增进国际接触，形成对抗力。这样一来，尼泊尔的政策本身就是精明算计的，但如果尼泊尔的国家存在对更大的中印利益不那么重要的话，也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尼泊尔曾经尝试在两个强邻之间形成“力量均势”，但在某种程度上，只押宝在一方或一张牌上玩“博弈论”，不能使尼泊尔实现实质发展。在潘查亚特（panchayat）时期，尼泊尔就已经强调要对两个强邻的关系采取等距离（equidistance）政策。在1990年之后，等近（equiproximity）的理念被用于解释尼泊尔权力中心与外来权力拥有者的亲近。学者德本·库尔玛（Dhurba Kumar）在他的《尼泊尔的印度政策》一书中将“等近”一词定义为“一个确保与中国和印度关系平衡的概念”。他认为，“主权平等仍是这一概念的关键。这样一来，尼泊尔就应该有目的地修改以前所有的条约，摒弃那些证明对国家利益不利的部分。争论明确指明要结束与印度的特殊关系，与印度的特殊关系限制了尼泊尔与中国保持有意义关系的自由，现在这种感觉由于中国的武器援助和印度的封锁有了更加具体的体现。”关于尼泊尔为防御近邻制定外交政策所面临的挑战，特里布文大学（Tribhuvan University）政治学教授拉姆·库尔·达哈尔（Ram Kumar Dahal）写道：“‘等近’政策的提倡者与支持者因此都选择让尼泊尔不受印度或中国任何志趣不投的牵制。”
撒德姆卡·塔帕（Sadmukh Thapa）教授也有类似的观点，“相比于等距离的外交策略，尼泊尔新的等近外交策略称得上是更广、更深、更近，在范围和内容上更加真实可见，用政治学的话来讲，等近策略面向的是多维基础。首先，尼泊尔即将使用的这一政策，在应对中国和印度时是十分合适的，在尼泊尔全新的外交接触中是同等可靠有益的。此外，这是一项积极、建设性的政策，因为它是以互利、互信、平等、合作为基础的。”达哈尔教授进一步写道：“等近政策是一项灵活的政策，旨在满足相互依赖的需求，相互依赖已经成为当今全球事务的特点。要想规避‘中立’和‘特殊关系’等措辞普遍带来的歧义，这就是满足尼泊尔需求的唯一选择。小国外交政策的反复无常可能会引发‘信任鸿沟’，并造成邻国间的安全困境。反复无常无法从邻国谋得合作，只会引发猜疑。由于以合作为基础的地区主义行为越来越盛行，确保了合作的进行，因此任何与其相悖的战略都将是适得其反且有害的。”
（三）新邻里政策
在与中国和印度同时在经济和安全领域交手时，制定新的“邻里政策”将会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使尼泊尔十分轻松。对中国和印度最好要有清晰的政策路线，因为这两个国家都会十分明白尼泊尔在双边和三边情形下是如何对待它们的。这样的“邻里政策”同样可以补充尼泊尔整体的对外政策。
诚然，一些小国已经成功地将它们在物质方面的缺乏转变为优势，主要是通过谨慎制定投资战略和提高政府效率来实现的。新加坡、以色列、荷兰和卢森堡都是成功的先例。尼泊尔需要利用自身的地缘战略位置，摆脱“山药综合征”。尼泊尔不能改变自身的地理位置，但它需要学会在外交上平衡其与两个邻近大国的关系，从而处理好自身的对外和安全政策。尼泊尔需要从“山药综合征”中走出来，形成有效链条，通过充当“活跃桥梁”的角色从两大邻国那里获益。尼泊尔要具有在中转位置上调动强大邻国的能力，如果尼泊尔能够成功并恰当地扮演中转角色的话，那么尼泊尔、中国和印度三方都有机会获益。
四印度的利益与关切
由于地理、文化和地缘政治的原因，印度长期以来都与尼泊尔有利益牵涉。尼泊尔与中国和印度间都有长长的边境线，但是与中国之间的边境线则受到雄伟的喜马拉雅山脉的限制。与此不同的是，尼泊尔与印度之间则是开放边界，这也是尼泊尔以南亚为主的主要原因。地理位置也使得尼泊尔对印度和南亚来说都是战略上十分重要的国家。由于尼泊尔在贸易上依赖着印度，使得印度在尼泊尔的政治界享有更多的政治砝码。印度承认尼泊尔的独立和主权，但是仍将其视为古“婆罗多巴什”（Bharatbarsh）（即印度次大陆）的一部分，而尼印两国在文化、气候、语言和地理上的相近更是强化了印度的这种态度。这是决定印度对尼泊尔态度以及印度相应政策和战略的重大影响因素。
在当代尼印关系中，有几种迹象显示印度对尼泊尔的关切有所增加。在尼泊尔盛行毛主义期间（1996-2006年），印度是对尼泊尔的一个重大影响因素。在20002006年之间，印度向尼泊尔提供了大量的军事援助，其中就包括价值7 000万美元的武器。一些印度媒体报道称，印度和尼泊尔的毛主义党派（Maoist groups）在相互协作，想要建立从喜马拉雅一直延伸到印度比哈尔邦（Bihar）、贾坎德邦（Jharkhand）、安德拉邦（Andhra Pradesh）的“红色走廊”。印度当时主要是担心出现尼泊尔的毛派与安德拉邦、贾坎德邦、比哈尔邦、奥里萨邦（Orissa）那些规模相近的“人民战争集团”进一步串联的情况。《2002-2003年印度国防部年报》中讲到，“毛派在该国的影响和控制力逐渐增加，尤其是在与印度接壤的特莱地区，这些毛派与印度的左翼极端力量相互勾连，需要引起严重关切”。
尼泊尔毛主义反对派与各个政党达成了一份包含12点内容的协议，最终导致了2005年国王贾南德拉（King Gyanendra）的被废以及尼泊尔共和国的建立，在毛派与其他政党达成全面和平协议的进程中，印度在幕后扮演了实质性的角色。制宪议会（the Constituent Assembly）随之而来（2008年），共产主义反对派出人意料地获得了议会601个席位中的40%；尼泊尔的君主统治制度于2008年12月正式被废除。尼泊尔（毛主义）联合共产党主席“普拉昌达（Prachanda）”帕苏巴·卡麦尔·达哈尔（Pushpa Kamal Dahal）成为尼泊尔共和国选举出的第一位总理。由普拉昌达领导的新当选政府打破了印度是尼泊尔政府首脑上台执政后访问的首个国家的这一传统。普拉昌达总理史无前例地首先访问了中国，正好赶上北京奥运会闭幕式。对于普拉昌达的首个出访国选择了中国，印度不太自在。与此同时，普拉昌达在执政期间寻求采取独立的外交政策。他承诺要修改1950年尼泊尔与印度缔结的条约，以便顺应尼泊尔不断变化的政治环境。印度批评普拉昌达在他的减少依赖印度、增进与中国关系的战略目标中言辞毫不含糊。普拉昌达强调需要根据现实情况修改与印度的条约，此后关于修改1950年“不平等”条约的问题为尼共带来了利好，在2008年制宪议会之后的选举中，尼泊尔共产党成为了第一大政党。2009年夏天，总理普拉昌达因没能免去总参谋长鲁克曼古德·卡特瓦尔（Rukmangha Katuwal）的职务而辞职下台，尼泊尔共产党公开指责印度无礼干涉尼泊尔内政，当时该党还发动了名为“人民至上”的大规模运动。前印度外交事务秘书希亚姆·萨兰（Shayam Sharan）已经承认印度曾经在卡特瓦尔事件上插手。尼泊尔共产党有能力改变尼泊尔的政局平衡，对此印度采取过分提防的态度，最终，印度拒绝承认尼泊尔共产党领导下的宪法起草过程。
近年来，尽管印度持续对尼泊尔进行发展援助，但尼泊尔国内的反印情绪仍在高涨，印度对此也严重关切。此外，印度想让尼泊尔完全处于印度的影响范围内，就像先前一样，当尼泊尔共产党指责印度干涉尼泊尔内政时，印度就将该党排除在政权之外。实际上，当今尼泊尔国内盛行的反印情绪并不是由外界的敌意传播到尼泊尔的。印度的统治精英们看待尼泊尔的方式以及印度试图控制尼泊尔政务的方式应该被认为是反印情绪在尼泊尔滋生的主要原因。如果印度继续干涉尼泊尔事务，试图对尼泊尔的内政进行超出外交界限的“宏观管理”，那么印度将会失去其现有对尼泊尔的影响力，尼泊尔的反印情绪也会大幅升温。印度一家智库的研究报告也提到了印度应该停止在尼泊尔政界的“宏观管理”，否则结果将会对印度不利。此外，尼泊尔认为，诸如1950年签署的尼泊尔、印度《和平与友好条约》和1965年签署的尼泊尔、印度《武器援助协议》，都是不平等的，限制了尼泊尔的主权和独立。
印度对中国在南亚的影响存在越来越担忧，这其中就包括中国对尼泊尔的影响。中国方面对尼泊尔的政策主要是通过降低尼泊尔在政治、经济、安全领域对印度的依赖来促使尼泊尔更为中立。印度认为，中国的对尼政策使印度与尼泊尔的关系复杂化，限制了印度在南亚地区之外的有效行动能力。印度声称尼泊尔共产党的壮大有利于中国的战略利益。印度和尼泊尔以前经常发生摩擦，有几次都导致了印度对尼泊尔进行经济封锁。1989年的封锁据说是由于尼泊尔欠账不还，但实际上主要是由尼泊尔从中国购买武器引起的。
印度对包括尼泊尔在内的邻国的外交政策一直受到诸多批评。戴维·马龙（David M. Malone）指出：“印度外交所面临的挑战就是要让邻国相信印度代表了机遇，而不是威胁。……但是印度所做的足以让这种选择有吸引力吗？从南亚区域合作联盟（SAARC）疲软的领导……来看，答案是还没有。”印度主要的智库和战略思想家们也已经意识到印度针对邻国的政策失败了。在印度主要的智库防务研究分析所（Institute for Defence Studies and Analyses，IDSA）2012年出版的论著中，《印度的邻国：未来二十年的挑战》一文明确列举了接下来十年内印度在邻国间可能面临的挑战。这本书的各位作者断言，印度的外交政策将面临几大挑战，需要采取更为广泛的手段来解决。如果印度能够以积极方式来处理外部事务，使其对小邻国的“外交交往标准”成熟化，那么对印度来说也是会受益匪浅的。上述言论表明，现行的印度外交政策不足以领导整个南亚。因此，在尼印关系中，传统安全就不能成为唯一的基础。印度需要重新定义其对尼泊尔的战略。1950年签订的尼泊尔、印度《和平与友好条约》应该调整，使该条约能够真正回应尼泊尔的关切，也将印度对近年来新出现的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关切纳入进来。
然而，从尼泊尔方面来看，有一些积极的迹象表明，印度愿意调整其对邻国的政策。前印度驻尼泊尔大使贾扬特·普拉萨德（Jayant Prasad）曾经在一个场合表达过自己的观点：“印度和尼泊尔是平等的主权国家，应当牢记互不干涉内政。”外交事务秘书希夫·尚卡尔·梅农（Shiv Shankar Menon）在2008年时讲到，印度愿意按照当今的环境修改1950年的《印—尼和平与友好条约》。毫无疑问，印度需要按照现今的时代背景修改1950年《印—尼和平与友好条约》，这样才能在两国之间建立新的高水平关系。
作为一名政治家和外交家，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Narendra Modi）在对尼泊尔的首次国事访问中显现出了高度乐观的姿态，这种乐观不仅对尼印双边关系的乐观，而且是对双边关系之外问题的乐观。莫迪成为17年来访问尼泊尔的首位印度总理。在担任总理之后，莫迪首先从近邻尼泊尔和不丹出发开始了他的外交出访。在对尼泊尔为期两天的访问中，印度总理莫迪宣布向尼泊尔提供总计10亿美元的信用额度，尼泊尔可以按需使用。同时，莫迪还承诺会发挥积极作用推动5 600兆瓦的潘契舒瓦尔（Pancheshwar）水电项目在一年内完工，提出要将向尼泊尔学生提供的奖学金增加一倍，参观了帕苏帕提纳神庙（Pashupatinath Temple）并向寺方赠送了2 500公斤的檀香木，以及2.5亿卢比用于支持帕苏帕蒂地区（Pashupati area）实际的基础设施发展。这似乎是发出了强烈的信号，表明莫迪政府注重改变形象，加强与邻国的合作。但实际效果却不佳，印度1989年针对尼泊尔的经济制裁和近期的经济封锁，在尼泊尔引发了广泛的抨击，并没给印度带来什么好处，只是让总理莫迪的“邻国第一政策”进一步坐实了其“惩罚尼泊尔”的罪名。
五中国的利益与关切
关于中国在尼泊尔的战略利益，北京大学韩华教授在她的研究中指出，尽管中国与尼泊尔之间的边境线很长，但“尼泊尔紧挨中国的西藏自治区，很有可能被中国国家统一和国内稳定问题波及。在这方面，西藏的分裂主义问题在中国领导层的决策过程中显得十分突出。”大量的西藏难民到尼泊尔寻求庇护。在2008年3月西藏“3·14”事件发生后，中国与尼泊尔的交往大大增加。2009年2月，当6名尼泊尔议员秘密到达兰萨拉（Dharmasala）会见达赖喇嘛时，中国感到极其不安。中国仍然非常担心尼泊尔的领土会被用来对付中国，因此对此高度关注，不允许西藏的分裂分子从事相关活动，也不允许外界势力在尼泊尔领土上支持这样的活动。因此，中国对尼泊尔的政策主要取决于制止居住在尼泊尔的西藏人员的反华活动这一目标。
由于尼泊尔长期政局不稳，中国一直担心尼泊尔被外部势力利用，进而妨害中国的战略利益。中国过去将尼泊尔王室视为最稳定、可信、可靠的伙伴，而将主流的政党视为是亲印度的。在君主制被废之后，中国一度在尼泊尔寻找一个长期可靠的力量。在混乱的十年期间和君主制被废之后，很多西方记者甚至是多数分析人士都曾经怀疑尼泊尔共产党受到了中国的支持。相反，2003年7月13日，在贾南德拉国王访问中国期间，中国的外交部部长表示中国与尼泊尔毛主义者即尼泊尔共产党——译者注。没有任何关系，并谴责尼泊尔共产党滥用该名称，使人错误地联想到毛泽东主席。2006年 11月 21日，尼泊尔政府与尼泊尔共产党毛主义之间签署《全面和平协定》之后，中国在一开始的确是支持尼泊尔共产党的。当尼泊尔共产党成为2008年4月制宪议会选举中唯一的第一大党时，中国还是采取了观望策略，因为中国不确定尼泊尔共产党的意图何在。在与尼泊尔共产党领导人进行几次接触之后，中国才觉得与尼泊尔共产党政府相处融洽。在2013年3月习近平当选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之后，尼泊尔共产党领导人普拉昌达成为首位受邀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并会见习主席的外国领导人。
观察近年来的尼中关系渐近趋势，有人可能会说尼泊尔在尼共政府的领导下明显正在寻求与中国拉近关系。一些印度学者甚至认为，中国的对尼外交政策在尼共上台后发生了重大变化。君主制的灭亡和各政治党派的得势迫使中国改变了其对尼泊尔的政策。2009年，尼泊尔和中国同意建立“中尼全面合作伙伴关系”，显示中尼友谊长存，双边关系达到了一个新高度。自那之后，两国之间的高层互访越来越频繁，各个领域的交流合作也有了全面发展。2012年初，温家宝总理成功对尼泊尔进行了访问。这是过去10年间中国总理对尼泊尔进行的首次正式访问，对中尼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已经将“西部大开发”政策纳入全国目标，以维持高增长率，减少地区不平衡，开发西部地区的丰富资源。“跨喜马拉雅铁路”对中印之间进出口和南亚商贸来说无疑将是不可或缺的。尼泊尔不仅毗邻中国的西藏自治区，还是中国面向南亚的战略通道的一部分，对中国政府来说至关重要。中国认为尼泊尔作为连接南亚与中国西部之间的桥梁非常重要。
中国并不公开争夺印度在尼泊尔的政治主导优势，中国在外交上的实用主义受经济状况影响而采取渐进式改变。中国一直表示尼泊尔有能力解决自身的内部问题，而且中国也基本上不去插手尼泊尔的国内政治事务。这可能是由于中国采取沉默外交，并严格遵守不干涉别国内政的原则。相比之下，中国正在以更加迅猛的势头通过贸易、投资、金融和旅游进入尼泊尔。例如，印度工业部2015年1月发布的更新数据表明，中国在之前的6个月里已经取代印度，成为对尼泊尔外国直接投资（FDI）贡献最大的国家。尼泊尔与中国的贸易关系基本上就是在尼泊尔与中国西藏自治区之间的贸易往来。从2011年的情况来看，尼泊尔是中国西藏自治区最重要、最可靠的贸易伙伴，双边贸易占到了西藏自治区与尼泊尔贸易总量的70%以上，而且这一数字还在逐渐增加。但是，这种经济关系是有限度的。换个角度来看，西藏在中国的安全敏感度很高，中国愿意在多大程度上“开放”西藏自治区与尼泊尔的贸易，决定了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帮助尼泊尔发展经济。
六中印关系及其内涵
在1962年中印边界冲突的背景下，边界问题一直让中印之间烦恼不断，因此边界问题不断可能就是后现实主义视角下对两国关系的最准确诠释。中印双边关系显现出的更多是竞争而不是合作，因为“把它们联系到一起的问题也是使它们分歧不断的问题”。尽管中国和印度都被认为是亚洲新兴大国，也经常被称作是“亚洲巨人”，但双方也都非常担心对方一跃成为强国，因此中国和印度在夺回争议领土时也都越来越针锋相对。中国和印度竞相在亚洲拥有更大的经济和政治影响力。中印两国边界争端尚未解决、军备不断升级、大国主义论调时常出现，因而一些分析人士预测军事冲突真有可能在两国间发生。两个亚洲巨人之间某种程度上的不对称使得上述矛盾复杂化，中国好像没有受到印度的威胁，但印度的政治阶层面对中国在世界体系中的崛起时则似乎预感到了一种不安全感。双方之间的信任缺失或猜疑阻碍了双边关系中其他层面的改善。
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中国和印度都需要亚洲稳定，这样它们才能维持经济增长，但它们对威胁的看法差异很大，因此双方的外交政策优先项有所不同。在过去的十年间，中国的外交政策主要关注的是强国和大国，但中国最近宣布将更关注邻国并加强与邻国的合作。中国方面已经采取了更为务实的方式来处理海上领土争端，比如在南海问题和钓鱼岛的问题上。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已经有超过25年的时间没有通过武力解决领土争端。
中国和印度都支持建立无霸权主义国际体系。两国都表达过赞同多极或多中心的全球政治结构。两国经济改革后的快速发展已经显示出双边贸易方面的新生潜力，两国的市场都能够提供对方国家缺乏的要素。更重要的是，2008年美国和欧洲金融危机之后，两国都成为世界上抵御全球经济衰退最成功的国家之一。两个巨人的平行发展已经变成了一种有意思的、能够使得两国可以在数个领域内进行合作的机遇。在中国、印度和尼泊尔之间贯彻三边关系的理念，这本身就是朝着在中印之间建立信任的方向迈进。而且这种准战略三角（不包括军事层面）将会成为加深亚洲稳定和地区和平的里程碑。
（一）经济前景
中印战略分歧巨大，但是在经济层面，两国经济越来越相互依赖。然而，印度在经济发展上是稍稍落后于中国的。影响力颇大的英国伦敦智库“经济与商业研究中心”（Center for Economic and Business Research，CEBR）发布的年度“世界经济排名”显示，中国将会在2028年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该智库还预测印度将会在2028年超越日本夺得世界第三大经济体的位置。近年来，中印贸易大幅增加引发了重大变革。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印双边贸易额只有几百万美元，而2008年这一数字已经达到了518亿美元。由于两国在过去的二三十年间都经历着高速的经济增长，因此在20世纪90年代中印双方签署了《增进互信与撤军协议》后，两国间边界争议的紧张程度也有所降低。中国和印度将会是两个和平崛起的亚洲巨人，两国之间有着很强的经济关联，面临着同样的社会、环境和安全威胁，这使得它们最终会联手合作。合作是两国互利的唯一选择。还有一些领域的合作能够使两国都获利。
（二）多边接触
中国和印度在俄印中三角、金砖国家、世界贸易组织、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机制中合作顺畅。中国在全球和地区问题上与印度有很多共同利益和目标，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利益提升、经济发展、贸易制度、气候变化和人权相关方面。在上述问题上，两国在很多国际机构和国际机制中的投票方式类似。中国已经是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常任理事国，而印度也期望成为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常任理事国。中印都承诺共同推动联合国安理会进行改革，扩大发展中国家的权益代表。尽管在印度有意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问题上中国的态度从未明确过，但中国方面肯定地表示中国希望看到印度在亚洲和全球事务中发挥更加重要和活跃的作用。中国和印度正在进一步加快双方在多边机制和问题上的接触。例如，印度是中国领导的上海合作组织的观察员国，这将使两国能够在更广泛的安全和经济事务中进行合作。中国乐于以观察员的身份参加“南亚区域合作联盟”（South Asian Association Regional Cooperation，SAARC），如果印度能够相应地提高中国的地位的话，那么这将有利于双方的经济合作，并最终帮助“南亚区域合作联盟”发挥更大的作用。
（三）新的倡议
中国正采取创新方式来处理与邻国的关系：这要从中国新领导层的外交政策宏伟思路这一更宽广的视角来看待。2013年，中国主席习近平提出要复兴“丝绸之路”，即“一带一路”倡议，后来这被认为是中国新的外交政策举措，旨在提升整个欧亚、东南亚和南亚的国际合作与共同发展。“一带一路”倡议包含一条“丝绸之路经济带”（一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一路），被认为是中国为开拓与邻国的经济关系而进行的努力。更重要的是，中国想要振兴“丝绸之路”的目的是要进一步推进中国的睦邻政策。包括印度在内的中国的邻国大多对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提议抱着积极态度，希望将古代的贸易和文化通道在新世纪重新整合。很明确的是，中国资助并主导的“海上丝绸之路”项目是符合印度利益的。
中国和印度正共同致力于搭建孟加拉国—印度—中国—缅甸（BICM）经济走廊，该走廊被认为是“南经济丝绸之路”。中国和印度都将此类的地区经济一体化看作是未来稳定繁荣的潜在保证。同样，中国吸收印度建立多边金融防线——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肯定会促进该地区基础设施和经济的发展。中国与印度在多边框架下开展合作的势头正起，这使得两国能够增进双边关系，进而促进两国在三边关系中相互协作。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一带一路”倡议、孟加拉国—印度—中国—缅甸经济走廊及其他陆上和海上机制，都是新近由中国发起资助的重要机制，而印度是其中长期的利益相关方，这将进一步加速“亚洲世纪”这一梦想的实现。在这样由非西方国家主导的国际机制中，中国向印度提供了重要席位，而似乎印度也会最终参与到中国重建世界经济秩序的努力中来。
尽管中印战略差异巨大，但为了成为全球性大国，两国正逐渐理解互动与合作的重要性。两国也认识到，要在国际领域成为主导性的地区和全球大国，侵略与殖民模式已经过时了。边界纠纷不再是阻碍增进两国经济互动的障碍。两国似乎已经将这一问题搁置一边，朝着经济互动的方向前进。在新的政治环境下，两国的睦邻政策都显示了积极而务实的睦邻政策，即中国的“周边政策”与印度的“邻国第一政策”。习近平的“周边政策”与莫迪的“邻国第一政策”都是想团结各自的邻国。
这两个正在崛起的国家之间不可避免会发生某种程度上的竞争，但是历史上的对手已经一点点地走到了现在，希望共同的经济利益可以战胜它们在地缘政治上的对立。中国的重新繁荣、自然资源需求以及对新的海上通道的追求，都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南亚的势态。这就使得中国需要扩大与印度等邻国的合作。很明显，正在改变中的中印关系对周围邻国产生了重大影响。对经济安全的愈加注重进一步降低了中印在邻国间的对立。中国和印度都增加了与共同的邻国的往来，这将进一步加深战略交流，建立相互间的信任和信心。在这一背景下，尼泊尔尤其需要认识到有必要与中国和印度进行接触，这样才能限制两国的影响，为尼泊尔在地区和国际舞台上留出转圜空间。
在地区层面，中印关系具有很重大的影响，更重要的是，中印关系对南亚地区的地缘政治影响重大，因此对尼泊尔的和平稳定也有很大的影响。中国和印度的确对尼泊尔政治和尼泊尔人的心理具有深刻的影响。由于地理位置、国土面积和公众心理等各种因素，尼泊尔仍保留着传统的威胁观，而决定其威胁观的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1962年之后印度和中国之间的矛盾关系。此外，印度一直将尼泊尔视为其“正当”影响范围内的国家，而印度针对邻国的外交政策一直都咄咄逼人，其结果就是印度失去了其在南亚的地位。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印度的外交政策受到了强烈批评，被认为要修改其对包括尼泊尔在内的邻国的外交政策。
七确认合作事项
关于中国—印度—尼泊尔三边关系的讨论已经开始。总的说来，三国之间并无不合之处，合作机制完全可行，到目前为止三方充满善意与谅解。不过，三国之间还没有就优先领域与共同之处进行充分挖掘。从目前来看，三国（三边）合作的优先领域按先后顺序应该是：（1）安全；（2）经济与交通；（3）能源。
（一）安全问题
中国和印度对尼泊尔都有固有的安全关切。“西藏问题”、跨境犯罪、“涉嫌为恐怖分子提供庇护”、走私等是中国和印度的首要安全问题。尼泊尔的和平、稳定与繁荣符合中国和印度的利益。作为新兴国家，中国和印度需要稳定和平的邻国环境。尼泊尔的任何动乱都会有碍于中国和印度的利益。
因此，尼泊尔实质上是有利于印度和中国在南亚地区的安全利益的。此外，由于其地理位置和与印度之间开放边境，尼泊尔的安全政策对印度的安全和战略视角有很大的影响。确认安全事项并按需处理是三国的第一要务，这将极大地推动整个地区安全环境的改善。因此，在地区安全合作上，中国、印度和尼泊尔大有可为，因为这三国面临着相似的挑战：跨境敌对行动、走私和假币猖獗。尽管目前尼泊尔、印度和中国之间就安全事务进行三边合作的机会不多，但这些国家在地理上处于同一区域，拥有共同的重大安全利益，也面临着相似的威胁。迟早它们会为了和平发展而寻找安全共同点。寻求和平共处，推动地区和平稳定，这对中国和印度、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对尼泊尔来说都是更好的。
阿维德·古普塔（Arvid Gupta）在他的论文中写道，“印度将促使这些王国成为抵御中国的防线。除了这一战略安全利益，印度和尼泊尔之间的开放边界对两国来说都是重大的安全关切。跨境犯罪、走私、假币、潜在恐怖分子等不良因素对印度的渗透都是印度的主要安全关切。”除了这一战略利益，印度还有很多其他与开放边界和尼泊尔政局不稳相关的安全利益。
（二）经济与交通问题
尼泊尔倾向于将自己视为两个邻国之间的桥梁，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两国制定外交政策时的思路。尼泊尔要在印度和中国之间扮演“中转国”角色，这一提议受到了认真对待，之后又被进一步解释为“活跃的桥梁”。前总理巴布拉姆·巴特拉伊（Baburam Bhattrai）博士将把尼泊尔从“缓冲国到中转国”转变的想法进一步阐释为中印两国间“友谊的活跃桥梁”。中国和印度政府对这一提议都反应积极。两国更愿意和平解决争议问题，不去伤害拓展贸易关系的新前景。两国政治领导层的思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关注贸易和投资等经济问题，为的是维持各自的经济增长、帮助减少地区经济不平衡状况。对中国来说，一条从陆上通往印度市场的途径是完全符合其发展西部地区的目标的，而西藏地区是其西部地区的重要部分。在过去，通往乃堆拉口岸的路线曾经是一条重要的贸易通道，印度有人呼吁重开这一口岸用于贸易和旅游。这条通道比加德满都到拉萨通道要短，在过去曾经为西藏中部地区和印度东北部地区创造了可观的财富。最近，有了印度和中国两国经济的驱动与活力以及未来陆上贸易的潜力，即使乃堆拉口岸未来重新开放，两国之间还是有可能建立其他的中转通道的，这时尼泊尔就成了两国的合理选择。新的中转通道也将会成为尼泊尔整体经济发展的有机组成部分。
中国也有计划升级中尼边境上的道路交通，科达里到加德满都的道路是在考虑范围内的。尼泊尔和中国在西藏自治区的吉隆县开设了另一个口岸，这是中国与尼泊尔进行陆上贸易往来的又一重要通道。据中国媒体报道，中国计划将吉隆建设为面向尼泊尔的44.5平方公里的“跨境自由贸易区”，并投入12亿元人民币（折合1.9亿美元）用于升级当地的基础设施。北京—青海—拉萨铁路线路已经延伸到了日喀则（邻近尼泊尔边境），西藏自治区也计划建设“一条线路、两个基地、三个口岸”。延伸青海—西藏拉萨—日喀则铁路线路计划的首要任务就是连接吉隆，这将拉近尼泊尔城市与中国的关系，并将创造新的经济机遇。此外，在2016年4月尼泊尔总理奥利访华期间，尼泊尔坚决支持并表达出积极意愿，想要加入“一带一路”倡议。但是，现在还不明确中国将如何把尼泊尔纳入到“一带一路”经济走廊中。
印度同样也在大力建设公路和铁路基础设施，延伸铁路线路，根据规划，延长线将直达蓝毗尼（Lumbini）。尼印边境上五个边界点的《铁路基础设施发展谅解备忘录》于2010年签署。目前，有两条由印度延伸至尼泊尔的短途铁路和114公里的连接尼泊尔和印度之间不同地区的铁路网正在建设。尼泊尔边界附近的这些基础设施项目的战略意义就在于促进了“跨喜马拉雅”的交通往来。在这一方面，为了获得进一步的巨大好处，相关三国要认真考虑将尼泊尔南部边界一直到北部边界都与中国和印度的铁路线路连接起来。
实际上，这条铁路将不仅仅是印度与中国之间途径尼泊尔的交通手段。从印度经加德满都到中国的跨喜马拉雅铁路将会成为这些国家间一条关键的经济走廊。对尼泊尔而言，这条铁路将不仅是印度和中国主要使用的中转线路，更是尼泊尔旅游业、贸易和工业发展的一部分，因为这条铁路将尼泊尔首都和最发达地区与中印两国市场连接起来，将会对印度和中国降低贸易成本、鼓励创办出口型企业方面发挥关键作用。
此外，如果各种设施和基础设施有所改善，那么将有几百万的中国人到尼泊尔、印度和其他南亚国家旅游。蓝毗尼是释迦牟尼的出生地，单单这一个地方就可能吸引大量的中国朝圣者。这是具有可行性的，因为按照相关三国各自的发展计划来看，这是符合三国利益的，因此对中国、印度和尼泊尔来说都是有利的。
（三）被忽视的潜在水利资源
21世纪，对能源的争夺将会十分激烈，世界各地的冲突和经济协议已经显现出了这种迹象。尼泊尔自然资源丰富，尤其是在水资源方面，如果加以谨慎利用的话，将可能转变尼泊尔和邻国部分地区的经济面貌。尼泊尔可以通过商业开发加以利用的水能高达43 000兆瓦，但是尼泊尔的装机容量只有659兆瓦，因此大量的潜在水能只是空中楼阁，到目前为止只有不到1%的水能被开发利用。尼泊尔的确不是很有能力将珍贵的水资源转变为财富。除了巨大的水资源潜力，尼泊尔的褐煤、铜、钴和铁矿石的储量都很丰富。
作为一个新兴经济体，印度需要用水，而尼泊尔有水。水资源问题在尼泊尔和印度双边合作日程中占据着越来越突出的地位，尼印通过建设各种大型项目来生产能源并提供灌溉设施。无论是起源于西藏自治区还是尼泊尔的河流都蕴藏着巨大的水能，如果能够加以利用来满足不断增长的电力需求，将是大有裨益的。几乎所有的河流都是从尼泊尔的喜马拉雅山脉流到印度的，因此需要进行互利性的投资来开发尼泊尔丰富的水资源。鉴于中印在地理上毗邻并都处于高速发展之中，可以预见，尼泊尔在利用潜在水资源方面会有收获颇丰的合作。开发尼泊尔的水资源能够提供投资和购买电能的机会，会对几个国家都有利。南亚将是尼泊尔所生产电能的潜在市场。印度和中国是尼泊尔水资源的主要投资者。尼泊尔应该对水资源的利用有信心，并采取恰当的方式来开发水资源，这是非常紧迫的。尼泊尔需要在这一关键领域寻求与中国和印度的合作，这将对三个国家都有利。这是一种创新的合作方式，可能会产生颇丰的成果，不仅功在当代，而且利在千秋。
八结论
中国和印度两大强国与尼泊尔之间的关系可以置于双边、地区和国际的背景下来看。中国和印度在经济和政治层面上显然有很多可以合作的地方，尽管双方在发展道路上都面临着风险，但两国继续合作的前景可观。在接下来的数年间，中国和印度的经济协作很有可能更有潜力，而且两国对经济安全会更加关注。在地区层面上，由于这些国家间的利益关系复杂，中印时常在尼泊尔问题上关系不佳，但三边模式所提供的平台是非常适宜的，这样三国才能够消除猜疑的氛围并为“三赢”创造条件。中国—印度—尼泊尔三边关系将会向当代国际关系注入一股清流，并提供推动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的杰出平台。
安全问题被认为是十分敏感的问题，而经济问题则总体上被认为不那么敏感。经济与能源事务为中国—印度—尼泊尔三边倡议提供了绝佳领域。同样，贸易和商业、跨境基础设施建设、旅游业和水资源利用可能是三国在三边合作框架内可以联手的几个领域。跨境基础设施建设，尤其是铁路线路建设将会成为三边合作中的首要项目。尼泊尔从中印两国都可以寻获帮助。三国可以至少在一个涉及三国并能够快速出成效的联合项目上开始合作，这样才能尽早呈现互信。
中印两个近邻的目前状态给尼泊尔带来的既有机遇又有挑战。鉴于之前没能从中国和印度的快速经济发展中获益，因此对尼泊尔外交力量和敏锐度的考验就是尼泊尔如何成功说服两个邻国。尼泊尔的政策仅仅是受自身国家利益左右，无意伤害任何一国的利益。尼泊尔应当选择采取较为低调的邻国政策，既不偏向北面，也不倾向南面。这并不意味着尼泊尔可以完全不靠邻国独立创造自己的世界。尼泊尔的唯一目标应该是专注国内发展，而不是与邻国玩老套的政治权力游戏。尼泊尔可以与中国和印度都建立非常紧密的伙伴关系，但并不是要结成联盟。
由于尼泊尔与印度的历史和社会经济联系众多，且相互之间边境开放，因此印度希望将尼泊尔完全置于自己的影响范围之内。然而，尼泊尔传统上和历史上以印度为中心的外交政策依赖已经逐渐转移为要在中印两国之间维持一种同等关系。印度与中国已经逐渐达成共识，都认识到尼泊尔的稳定和经济发展是对中印双方最有利的。尼泊尔下一步需要有更为宽广深厚的政策来维持与近邻的良好关系。相比于“等距离”政策，尼泊尔在“等近”政策上更为成功，因为这是一项基于互信、平等互利和合作基础上的建设性政策。
（国际关系学院翻译专业硕士赵雪丹翻译，国际关系学院英语系主任王文华教授译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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